贵医记忆 |母亲王钦明与贵医之情缘（下）
2022-03-02 12:04党委宣传部新闻科
编者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即将迎来八十 华诞。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从本期开始，本栏目每周三定期推出，讲述院史上诸位名医名家故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行稳致远力量。
（五）
1940年2月2日，是国立贵阳医学院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这一天晚上，首届毕业典礼在学校礼堂举行。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校门扎了松柏彩牌，挂有两副对联，为“毕业即始业祝诸君鹏程万里”“新生继旧生看吾校异彩常留”。李宗恩院长做了充满感情的致辞：“诸位在此艰难困苦的非常时期，修毕大学医科的学程，得到医学士学位，我热诚的向诸位道贺。但是从我的职务上，以及对于诸位的私谊上，都感觉彼此相处的时间太短了。我对于诸位有无限的希望，在诸位毕业离校的时候，愿意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心得来贡献给各位”，诚恳的语气，谆谆的教诲，令许多毕业生终生难忘。从贵医校史中我找到了当年李院长的这篇讲话。 “仅有科学的态度还是不够，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所谓成就与进步还是没有把握的。这种动力必须有健全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的人才有。” “我以为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固定的事业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达到健全而有意义的境地，因为有固定的事业欲的人必然是意志坚定的，必然能够不惜牺牲为他的事业向前做艰苦的奋斗，” “这样的人，他一定能够从他的事业中得到满足、得到他特有的乐趣，他活一天觉得有一天的意义，他的心境永远是乐观而积极的。” 李宗恩先生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怀有理想抱负的人。他16岁入读上海震旦大学学法语，两年后（1911）赴英国留学，1920年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毕业，1922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他回国受聘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工作。在协和工作的14年中，他潜心热带病学研究，并为我国培养出一代本土热带病学研究人才。他是我国著名的热带病学专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44岁那年他被任命为贵阳医学院院长并任热带医学教授，在贵医工作了9年，直到抗战后的1947年调任北平协和医学院主持恢复在战争中被关闭了6年的协和医学院，成为协和第一个有实权的中国籍校长。他曾在1939年7月1日的国立贵阳医学院的第20期院刊上发表题为《为什么提倡健全生活的文章》，他激情地写道“我们生在这样的大时代中，我们要能够担负起抗战建国的使命来。”“我们要提倡的是生理健全，心理健全和精神健全的健全生活。”“如果要在这三方面中指出哪一种比较重要的话，我的想法应该是‘精神’”。 “精神”二字一直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贵医的老师们所提倡的。朱懋根教授1932年协和医学博士毕业，1939年起在贵阳医学院外科任教，他在学校的演讲中曾这样激励过师生：“希望全国上下，步调一致,打起开发的精神,鼓起创造的毅力，突破一切困难，一面尽量吸收外来的成果，一面还得努力一已的建树，养成人人有开发的精神，创造的毅力，来救国救已。”朱懋根教授还说“至于医药学术，本是最复杂的科学，欧美各国，已早有基础,新的发明,虽是方兴未艾,而在应用方面，还在感觉不够。反观我国对新医药学术,还落后得很,几十年来多方努力的成就，并不算多，还需要我们医药学界各守岗位，脚踏实地，加倍努力，发挥开创的情神，迈步前进，务以救大众于水火，臻于康乐之境为目的。” 这也许是贵医的许多老师当年奔赴到这里的一种追求，他们既是某一医学领域的专家，又是有独立思考的教育工作者，在抗战艰苦的日子里，他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今天看来，他们在当年讲的这些话是有何等的眼界和胸怀——早已跨越眼前的战争，看到的是今后国家医学事业的长远发展。
（六）
那时的贵州虽然是后方，可日本人的飞机时常来轰炸，1939年随着战事吃紧，敌机不断空袭贵阳，这一年的2月4日，正是农历的腊月十六，发生了贵阳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二·四’大轰炸，上午十一时后18架敌机飞向贵阳，进入市中心上空，投弹120多枚，被炸面积大体占贵阳市区的七分之一，市内的繁华街区成为断垣残壁，一些文化单位被炸毁，这次轰炸也摧毁了贵阳医学院的许多校舍，为了保护师生，学校临时迁到市郊六广门外的空地上搭建临时院舍。在此之后，敌机又多次窜扰贵阳上空，不时投下炸弹。 跑警报，迁徙，成为当时贵医师生的家常便饭。学生们和老师随时都要跑防空，记得妈妈老年时多次笑着说道，“那时我们年轻，跑的也快，警报一响，老师就让我们往外跑，跑的可快了，年轻啊！”我们问她怕不怕，“不怕！后来都习惯了”。此情此景，恐怕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当时随父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校区生活的宗谱回忆道“八年抗战，七年在昆明。其中四年几乎天天要对付空袭。轰炸，是我少年时的音乐；跑警报，是我少年时的运动”。 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贵州，海拔在1000米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月平均气温3-6度，七月平均气温22-26度，年降水量1000-1400毫米，是我国冬春阴雨天气最多的省份。当时的临时宿舍六广门“住得很艰苦，是草房，下雨天屋子漏雨，刘美潮阿姨和我住上下铺。我和陈鮇阿姨两人挤在一个铺上”，“冬天冷的时候，都是烧木炭，一个火盆，用它来取暖，”妈妈回忆道。贵医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使妈妈和刘美潮、陈鮇阿姨三人成为一生的知己，几十年书信往来彼此牵挂，直到她们的终年。 尽管当时的学习生活很艰苦，但年轻的生命永远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妈妈常记起当年她如何从陈鮇阿姨那里学会了剪裁，自己动手缝衣服，直到晚年，妈妈还能亲手为她的孙辈剪裁小衣服。战时的食物是紧张的，尽管贵阳是后方，生活条件依旧很艰苦。妈妈一直记得当时贵阳街上卖的一种煮毛豆，“整个一枝，我们就拿在手上，边走边吃”，她还记得与好友两人分吃一块糍粑的往事。她说那时如果有家在贵州的同学回家带回一点好吃的分享时，大家高兴地就像过节一样。由于学生大多来自战区，经济来源断绝，当时学校一律免收学费，并分别核借贷金。妈妈一直记得“当时念书是不交钱的，主要是对我们这些逃难的学生，但要有证明。每个月政府发6块钱，够用。东西很便宜。后来钱不够花，我还卖过自己的旧衣服”。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老师与学生们积极乐观，共克时艰。 艰难困苦，玉如汝成。
（七）
当年抗战伊始，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梅贻琦先生曾充满信心的对清华大学的师生们说“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形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家虽弱，正气不可不存”。 李宗恩、杨济时、朱章赓还有其他众多贵医的教授学者，他们以自己的实践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是有一个较大规模和显著的教育家群体，因为每一所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李宗恩等之于国立贵阳医学院……无论是国立、省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教育家有各不相同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其主体是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这些大师正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他们在不同方向上的可贵探索，丰富着生长中的现代教育文化。他们薪火相传，使作为外来文明的大学精神，逐渐在华夏大地生根，形成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文化。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实践，成为早期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战火来了，他们毅然选择南下，尽管大西南的条件艰苦落后，但他们宁肯在自己的天空下吃苦，也不愿在敌占区苟且的活着。他们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中传薪播火，弦歌不缀，在惨烈的抗日战争中结出了最丰硕的教育之果。这种努力成为现代教育图史上一个辉煌的坐标，一座真正的高峰。 抗战期间诞生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它的校歌是这样唱的“我武维扬，国势方张，吾校应运，设于贵阳。发扬民族文化，树立科学信仰，适应时代需要，责任在吾党。推行公医制度，保障边民健康，适应地方需要，责任在吾党。敦励学行‘诚’为宝，服务人群‘忠’是尚。展思将来，敬念既往，谆谆校训，毋忘毋忘！”
（八）
妈妈在贵医的学习期间成绩优秀，实习期间她是总住院医师，毕业后被留到当时成立不久的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做助教。抗战胜利后，她随王季午院长去了浙江医科大学，成为一名讲师，后来去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林巧稚教授那里进修一年多。1950年她从协和进修结束，响应当时支援老解放区的号召，告别了浙江医科大学来到东北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妇婴医院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妈妈担任了30余届学生的妇产科教学主讲，并组织编写早期学生的妇产科教材。作为老师，她教风严谨，授课生动清晰；学生临床实践中，她要求严格指导具体。作为妇产科主任，从医50余年，她做手术无数，接诊无数。在她从医的漫长岁月里，带领妇产科始终把病人的安危放在首位，中国医大附属二三院的妇产科，不仅是学校医院的重点科室，也在省内国内有较大的影响。
王钦明教授查房情景（照片来源：冯宁宁）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她蝉联了十余届沈阳市政协委员、后任常委。退休后，她积极提倡并参与创办了《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并参与杂志的稿件审阅，多年任该杂志的名誉主编，并于1994年荣获全国实用医学创业奖。由于她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作出的突出贡献，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2016年她获得第三届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荣誉。 2017年9月，妈妈走完了她的一生，她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她热爱并奉献一生的妇产科事业。她生前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妇产科成立了王钦明妇产科学奖学金，每年奖励四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妇产科学研究生，如今已是第二届了。
王钦明教授工作场景（照片来源：冯宁宁）
国立贵阳医学院也是我父母相识的地方。当年爸爸是跟着金大雄老师从甘肃兰州省立医院辗转来到贵阳医学院的，在医事职业科做教员，同时做病理科技术员。金大雄当时与爸爸年龄相仿，他1935年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1938年来到刚成立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后，一直从事寄生虫教学工作，在这里执教60多年，为寄生虫教学、科研、防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妈妈回忆，当时爸爸曾在上病理课时辅助学生观察标本或做实验。那时他很年轻，下课后有时还和学生一起打球。因为妈妈念书很用功，深得一些老师的喜欢。妈妈回忆道“金大雄夫妇很看好你爸，李贵真曾对我说，这个人不错。” 贵阳医学院的相识，成就了我父母心心相印、白头偕老的一桩婚姻。
王钦明与丈夫冯兰滨（照片来源：冯宁宁）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要经历多次的选择。每一次选择也许是偶然的。可有的选择却会影响终生。当年抗战期间就读贵医的学生，他们虽然在战争时期流亡、求学，然而他们又是幸运的，有幸得到当时顶级医学专家的授课，有幸遇到一位热情坚韧的专家型校长。这些医学界的大师们，他们在贵医的时间因种种原因是短暂的，然而却是他们精神、学识用力迸发的一段时间。当时他们正值人生的精力最充沛，学识厚积薄发的阶段，他们把这段时光给了贵医，给了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学子。毕业后他们很快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满载着在贵医所学到的一切，在祖国各地的医学院校和医院里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成为共和国医学史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与老师们一样，用毕生的心血和智慧从事医学事业，赢得了社会发自内心的尊重。仅以我母亲的几位大学同学为例，陈鮇阿姨是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著名的儿科专家；刘美潮阿姨是大连医科大学的妇产科教授；袁佳琴阿姨是世界人工晶体中国天津培训中心创建人、著名的眼科专家，她的爱人步丰驹教授是天津医科大学的著名教授，也是妈妈的同学，还有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姬子卿伯伯是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 在今天贵州医科大学花溪新校区的文化墙里，有一面“教坛先驱”墙，上面雕刻了36位在贵医建校初期的杰出先辈，他們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宛如当初他们在校时的样子。李宗恩、杨济时、朱章赓、王季午、王志均、严镜清、金大雄…… 他们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们，注视着这座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学校。这里曾留下了他们在抗战期间最坚韧的一种抵抗和力量。每个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的驻足瞻仰。今天的贵医已经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早已发展壮大了。敬往思来，学校格外珍惜抗战初创时的那段经历，珍视那段曾有的医学界学术大师云集的辉煌，也珍视那些在抗战中就读这所学校的学子们——当年他们毕业后带着母校的传统奔赴四方，如今早已花开大地…… 谨以此文献给当年贵医的学生——我亲爱的妈妈和她的同学们！ 献给我敬仰的李宗恩院长和那些在抗战期间来到贵医的教授专家们！ 献给母亲那代人的年轻校友——今天的贵医学子们！
山西晋阳人，著名妇产科专家。1944年贵阳医学院毕业，留校任妇产科医生，1947年随王季午筹建浙江大学医学院工作，任主治医师、讲师。后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主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