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医记忆 |母亲王钦明与贵医之情缘（上）
2022-02-23 10:34党委宣传部新闻科
编者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即将迎来八十 华诞。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从本期开始，本栏目每周三定期推出，讲述院史上诸位名医名家故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行稳致远力量。
我的母亲王钦明，1939年入校就读贵医，1944年毕业，从此开始了她一生的从医经历。
晚年的母亲偶尔会给我们讲起当年在贵医学习、工作、生活的往事，那是战火纷飞年代的一段岁月，母亲的回忆里却少有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多是青年学子的朝气、友情与求知的渴望。我常被她所提及的老师们所震撼，他们是一代大师级的人物，值得永远纪念并尊崇。从她每每谈起这段往事的神态语气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这段求学经历对她来说是一种自豪、更是一份幸运。 正是这种感受，促使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母亲年事已高，她的记忆有限。于是，我走进贵医校史馆，翻阅资料，尝试着走近国立贵阳医学院当年的那段历史，与其说是帮助母亲回忆往事，不如说是完成自己的一次心灵旅程。它不仅是我母亲当年的一段求学经历，也是一个民族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一种顽强抗争，一种对自己民族寄予无限希望的努力。 唯有教育，才能兴国育人才，不论平时与战时。
（一）
1937年，是中国人永远忘不了的一年，卢沟桥发生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开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这样记述道：“‘七七’变起，平津沦陷，南开于七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大部分校舍惨被敌机轮番轰炸焚毁，是为国内教育文化机关之首遭牺牲者。数十年经营的学校毁于一时。”此时，华北已岌岌可危，“整个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战争已经威胁到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刚刚起步的现代高等教育。 那一年母亲从北京慕贞女中高中毕业，考取了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她回山西老家探望父母，然而就在她返京的途中，铁路被炸断了，进京的路堵死了，刚刚考上的大学念不成了。大批的人开始逃往后方，一心求学的母亲只好随着躲避战乱的人流一路南下，辗转奔波，她成了流亡学生。 此时，许多志士仁人意识到“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尤其对于一个动荡、混乱、贫瘠又处于战争中的中国。南开大学被毁后，教育部命与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合并迁往长沙，称临时大学，后复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一页。 这一年的夏天，日军入侵北平，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43岁的热带病学专家、留英博士李宗恩，应教育部之邀正在南京商议成立国立武昌医学院。不久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战斗极为惨烈。李宗恩随即赴上海组建难民医院，救助难民与伤兵。当年十月交通恢复后，他即返回协和辞职，离开了他热爱的实验室和课堂，奉命南下筹备武昌医学院。他曾对自己的家人说，一旦协和插上了日本人的旗帜，我即使再热爱我的专业，也绝不会在日本人手下做事。 由于战事吃紧，武汉很快也沦为战区，国民政府决定将医学院改建在更为安全的西南后方——贵州贵阳。此时李宗恩接受了新的任命——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 贵州以多山著称，一入贵州，便是望不尽的山岭峦嶂，走不完的山路，艰险而使人惊惧，这是所有初入贵州的人最先感受的。一些在抗战期间从沦陷区转辗去贵州的文人，对此曾有过真切的描述。施蛰存1937年在《西行日记》中这样记述：“中国之山，皆在黔中，此昔人之言也。车入贵州境后，即终日行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忽然在危崖之巅，俯瞰深溪，千寻莫止，忽焉在盘谷之中，顾瞻群峰，百计难出。险峨之状，心目交栗······”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道天然屏障，使得这所在抗战中诞生的国立医学院得以在贵阳建立。
（二）
战时的流亡学生渴望能够恢复自己的学习，也渴望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为国效力。国立贵阳医学院的招生吸引了他们，分设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贵阳等五地的招生处，迅速接收了300多名来自全国二十多省份的流亡学生，他们有的是失学的医科学生及护士、助产士学生；有的是在其他院校就读的学生。母亲考取了这所学校。与她年龄相仿也走入这所学校的还有来自上海的广东姑娘陈鮇，来自东北的袁佳琴，来自湖北的刘美潮等。日后，她们成了同学，再往后，她们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母亲和她的同学。前排左三为母亲王钦明，右一为袁佳琴，左一为陈鮇，二排左一为刘美朝。（照片来源：王钦明之女冯宁宁） 当年，去贵州的路虽然艰难，然而，老师们兵分四路，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辗转数月，安全的把学生们带到了贵阳。此时，身为贵州省教育厅长的张志韩已经奉命在贵阳找到了临时校舍即两广会馆和三圣宫作为暂且安置地，可容纳近千人。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临危受命的李宗恩担任了院长，他满腔热情的开展工作，凭着他的崇高威望，从协和等院校延揽了多名国内一流的教授，以解师资的不足。 每当回忆起李宗恩，妈妈总是浮现出一种敬仰之情。九十多岁时，她对李校长的印象依旧是清晰的。“他从英国回来，打领带，讲英文，很厉害。都叫他C·U·Lee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从协和请来不少教授给我们上课。” 朱章赓教授来了，他1929年毕业于协和，是全国知名的公共卫生学专家，原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并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他在国立贵阳医学院担任公共卫生学教授，贵医创始人之一。 协和的杨崇瑞教授来了，这位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担任了贵阳医学院第一任妇产科主任教授，贵医创始人之一。 武汉大学的汤佩松来了，这位生物化学教授，成为贵阳医学院首任化学科主任、教授和第一任训导主任。 全国知名的外科专家沈克非，他是中央医院院长，协和医学院教授，此时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特约外科教授。 湘雅医学院的张孝骞院长也来了，这位全国知名的医学教育家和内科学专家，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在贵阳医学院兼任特约内科学教授，还亲自主持贵阳医学院首届毕业生的内科学毕业检验。 协和的内科学教授贾魁，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第一任内科学主任、教授，并任第一任教务主任。 全国知名的内科血液病学专家杨济时教授，1926年毕业于协和，在贵阳医学院任内科主任、教授，兼任总务主任，后来成为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创办人。 王季午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全国知名的内科传染病学专家，来到筑城，在贵阳医学院任内科学主任、教授，并历任教务主任、附属医院负责人和学院代理院长。 还有郭一岑教授，全国知名的心理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任人文科主任教授。 李漪教授，曾在北平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陕西联大任教多年，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病理科主任教授。 林绍文教授，全国知名的生物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生物科第一任教授。 严镜清教授，1932年协和毕业，全国知名的公共卫生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第一任公共卫生科主任教授。 尹觉民教授，曾任中央军医学校教授，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第一任解剖科主任教授。 柳安昌教授，1928年协和毕业，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第一任生理药理科主任教授。 侯宝璋教授，全国知名的病理学专家，曾任华西大学病理学教授。在贵阳医学院任病理科第一任主任教授。 张昌颖教授，原任协和医学院教授，在贵阳医学院任生物化学教授。 沈隽琪教授，全国知名的生理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生理学教授。 王志均教授，全国知名的生理学专家，任贵阳医学院生理药理科主任、教授。 杨静波教授，全国知名的外科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任第一任外科主任教授。 杨铭鼎教授，在贵阳医学院任卫生工程专修科第一任主任教授。等等。 这些教授大多有留学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现代医学各门学科首屈一指的人物。因为当时的李宗恩院长来自协和，而当时协和医学院在此任教的教授又居多，所以有人把战时贵医誉为“小协和”。国立贵阳医学院成为当时很多年轻人向往的地方。当时已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的陈鮇阿姨因仰慕国立贵阳医学院的协和式教育，毅然从上海来到贵阳。
（三）
1938年6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开课。当时两广会馆大部分作为教室、实验室及图书馆，三圣宫和华严寺作为学生宿舍。
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时校门（照片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李宗恩校长亲自制定了校训：“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他说：“惟能对自己忠实，乃能言治事治学，欲建设合于中国内地政治经济情形之公医制度，尤须具有服务人群的精神。历史教训，故应重视；但我国千余年来拟古之恶习，实应纠正。建设新中国，仍应以现在及未来之社会趋势为准则”。 校训体现了一所学校的办学宗旨，犹如一面旗帜，指引着刚刚诞生的国立贵阳医学院。 据校史资料记载，当时医科即医本科，修业年限6年，招收的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理学院或医学院肄业生，经编班实验，编入相应年级。学生修完五年级教学计划规定学分后，第六年进入毕业实习1年。医本科的课程内容有：战时救护、国文、外国文、物理学、生物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心理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神经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细菌学、物理诊断、实验诊断、寄生虫学。这21门课是医本科的前期课程设置，采取学分制。后期课程有：内科学、变态心理学与心理卫生、小儿科学、皮肤花柳病学、精神神经病学、外科学、实验外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矫形外科学、泌尿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公共卫生学、内科病房实习、外科病房实习、妇产科病房实习、内科门诊实习、外科门诊实习、公共卫生实习、产科门诊实习、还有选科和放射学。一共23项，妈妈和她的同学们有幸在战争年代接受了完整严格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 当时贵医的这种教学体制仿效美国，并受到英国医学教育的影响，在教学计划、教材使用、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教学规章制度等方面，大部分吸收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秉持协和精英教育的一种理念。由于教授们在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医学理念先进，教学实践和临床经验丰富，使学生们获益匪浅。更为可贵的是教授们在教学上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为贵医开创了严谨治学、严格训练、艰苦简朴的优良学风。在教学方法上，他们强调启发式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和独立工作能力，同时还非常注重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相当一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和临床上直接用英语进行教学，并将英语列为第一外国语，德语为第二外国语。教授们授课风格各异，虽然是战时，贵医的教学质量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水平。这种一流的教学给学生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并打下坚实的医学知识基础。母亲后来成为医学院教授，她的授课风格备受学生称道，与她在贵医所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
教授、实验设备、图书馆是一个大学应有的三种资源，当时刚开学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实验设备和图书都很缺少。然而，在这些专家教授眼里困难是暂时的，教材一时紧缺，老师们凭着自己扎实的学问，口授给学生；学生们在课堂上认真记笔记。校史馆里展示了一份颜色已泛黄，然而字迹绘图却极为精细的课堂作业笔记，那是妈妈的好友、贵医48届毕业生，曾任沈阳军区陆军总院神经内科主任、教授的姬子卿伯伯所记。七十多年过去了，姬伯伯当年在显微镜下的这份作业仍在激励今天的学子。有的教材仅有少量的课本，学生们便轮流阅读，有的同学排到了深夜，马上起来抓紧时间看书记笔记。 实验设备少，老师们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他们制作的一些设备还参加了当时贵州省举办的手工制品展览并获奖。图书有限，老师们通过关系到处联系，并在国内有关单位商借，有出国的机会，便顺便购买。 在有精神追求的人面前，任何物质的困难都是暂时的，都是可以改变的。
（四）
妈妈还记得当时在上各门实验课时老师们的严格要求。比如生理学实验时老师要求学生对实验动物如象对待病人一样，要按正常的手术程序，认真进行操作，绝不可马虎从事，在注射药物进行观察时，药品和剂量一定要精准核对，不得有误，所描绘的记录图像，一定要精确，有些报告的绘图纸上要用彩色铅笔标明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同时还要用英文加以标记，否则重做。学生写的实验报告，老师批改为不合格的一定要重写，否则不记成绩。校史上曾记载，当时有一位田姓同学，在生理学实验课作记纹鼓蛙腓肠肌的疲劳曲线实验，他所做的曲线描绘合格，只是边上多了一道白线，柳安昌教授检查认为是废品，令其重做，至今田同学仍保留着这份记录，表达他对老师的敬仰和怀念。 学生进入临床教学实习时，分得见习病例之后即须写好完整病历，并要求全面系统。病历写好后交指导教授当面进行批阅，如果字迹潦草，词语不通顺，询问的病史或体检不系统不全面，甚或有错误，都被老师一一指出或改正或重写。 学生进入毕业实习阶段，则更为严格地按照实习医生的要求来做。实习生24小时值班制，每个实习生每天不论收多少病人也不论病人何时入院，在第二天早上8点主治医师或主任查房前，一定要写好完整病历同时完成三大常规化验。如果病人诊断为疟疾或回归热，必须在血片上找到疟原虫或螺旋体，让主任检查证实。“当时杨济时老师查房，大家都很紧张，看到你病历写的不合格，他会很厉害的”，妈妈一直记得杨济时主任查房时的情景。她记得有一次一位实习生的病历没有写好，杨济时主任看后即刻摔了过去，当场批评，毫不留情面。当时在场的学生都很紧张，但他们也永远记住了这一幕，因为，医生要对病人的生命负责，来不得半点的马虎! 正是这位杨济时，]1926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留学美国，后任哈佛大学研究员。1932年和1934年，两次赴美国考察，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手段和设施。归国后，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湘雅医学院教授、教务长，在李宗恩的邀请下这位知名的内科血液病学专家来到贵医，任内科主任教授兼任总务主任，后来是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创办人。
1948年，贵医附院七周年院庆，来宾参观医院病房。 1939年，贵医建校一周年时他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对学生们说“你们都是医学生或护士，我想大家对于这两个名词一定要有相当的认识！诸位要知道，你们所选择的这项事业，它是由生命寄托着的职业！这种职业在世界上是最有兴趣的一种，所有执行着这种职业的人们的生命应该是最丰富的！” 在国立贵阳医学院，几乎每位教授都曾对学生讲过这样语重心长的话。 我想到关于著名医学家教育家张孝骞的一段往事，他曾在国立贵阳医学院任教一段时间，当年他曾是湘雅医学院院长、内科学教授。对于不勤奋的学生，他会暴跳如雷，对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当面训斥，甚至把写的不合格的病历摔在地上，绝不顾忌什么面子。然而在给病人看病时，他总是亲自用手给病人查体，手法复杂，哪里深，哪里浅，位置、角度都有考虑。他认为听诊器是帮助医生了解病人最直观的临床感受，不管现代医学的检查手段多么丰富，他都认为不可取代临床直接观察，而且每次听诊前，他都要用手把听诊器焐热再放到病人身上。他说，我看了一辈子病，我总觉得一个医生不管他的本领多么高，他对病人病情的了解是无限度，无止境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病人把身体生命都交给了我们啊，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他把“戒、慎、恐、惧”视为自己一生行医的座右铭。当年，他曾在李宗恩院长的聘请下，在贵医作客座教授并为首届毕业生作内科学毕业检验。
特聘专家教授张孝骞（左二）在贵医附院病房前（两广会馆内）合影。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关于教育的那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时的国立贵阳医学院虽未有大楼，却有大师也。（未完待续） 山西晋阳人，著名妇产科专家。1944年贵阳医学院毕业，留校任妇产科医生，1947年随王季午筹建浙江大学医学院工作，任主治医师、讲师。后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主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