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医记忆 |贵阳岁月

编者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即将迎来八十 华诞。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从本期开始，本栏目每周三定期推出，讲述院史上诸位名医名家故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行稳致远力量。

     1938 年，我进入贵阳医学院学习，光阴似水，忽已度过了80个春秋。回忆在筑的数年学习生活，历历在目，许多都是美好难忘的，也有像波浪里的一叶小舟，颠簸不平，这些都经常在自己的脑际俳徊。由于我已年近九旬，或许某些地方失实，希望抛砖引玉，相信学长们会以更大的热情，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料，加以补充修正。

入校前后

     1938年8月，长沙大地仍然骄阳似火，让人汗流夹背，在不少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着时局的变化。此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大举南下，敌机不时飞临长沙狂轰滥炸，一时间，不少房屋倒塌，警报声、轰炸声、叫喊声哭泣声交织在一起，一片凄惨的景象。不久，高考之期即将到来，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我和堂兄在河西岳麓山畔租了一间民房，准备用来复习迎考。报名时，我堂兄认为8军入滇很不容易，他就报考了云大工学院，而我觉得昆明太远，路费太多，因此选报了贵阳医学院。

     考试结束，我随着逃难的人流回到老家乡下，在那里很闭塞，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一日，忽接到我大哥来信，他在信中说，在长沙大火前一日，跑回长沙老屋去取冬天衣物，当时，家里人都跑了，他到家不久就有人敲门，跑去一看，就在大门口发现了我的入学通知书，当时，长沙城里人心惶惶，他也很匆忙，对我的通知书未加细看,只知道我考上了贵阳某某学院，通知书在兵荒马乱之中也丢了，特向我道歉。我接到这样封不痛不痒的信，确实哭笑不得，但冷静思考之后，觉得他回到长沙这一瞬间，见了我的入学通知书，虽然丢了，还是有一点消息，也应该是件大喜事，苦思三日之后，向亲友借了50元钱作路费，就背着自己的行李起程去筑。

     当时，没有交通工具，自己也不知道行走的方向，每日沿着小贩们走过的羊肠小道，走一程，问一程，有时遇到十字路口，也要走一些弯路。10多天后，爬过了雪峰山，终于到达了湘西名城芷江。此时，双脚都打了大水泡，痛苦不堪，只好在芷江休息一天，并籍此打听去贵阳的车辆。当时，从芷江到贵阳已有公路，但无公家汽车，只有运送货物的私人木炭汽车，每辆车可载3～4人，称之为“黄鱼”，每人40元路费，天亮出发，将旅客和货物塞在一起, 将车门一锁，就上了路，经过三天，总算平安到达，真是谢天谢地。

20世纪20、30年代的贵阳

     在贵阳举目无亲，更是人生地不熟，问了很久才找到贵医的驻地，由于自已没有人学通知书，所以心里十分紧张，走到门口都不敢进去，最后硬着头皮到了注册组，由一位江苏口音的办事人员接待我，我一口双峰土话，她什么也听不懂；好在老天有眼，恰来了一位湖南籍的职员，她耐心地问了我的一些情况，知道我没有通知书，找来了教育部发的高考名册，最后终于找到了我的大名，我高兴地流下了眼泪，真不知该如何感谢她。接着就是办理人学手续，并交伙食费，她看到我真的是分文莫举，当时湖南还未完全论陷，所以她说可给我半贷伙食费，意思是自已还要交小部分伙食费，我听了以后，脸也红了，心也急了，将所有行李都打开，请他们看一看，最后，他们认为确是实情，经过一翻商量之后，大慨是从青年会的救济金中拿出了一些，解决了我余下的伙食费用，至此，我办完了人学手续，真正进人了贵医的大门，成了一名大学生。

     60年过去了，回忆起这段入学历史，仍然是记忆犹新，我衷心感谢母校老师们的谆谆数诲和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没有他们的培育和帮助，哪有我的今天呢？！饮水思源，我感谢贵医，恩念贵医，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校园花絮

     贵阳医学院是1938年创建的，收留了沦陷区不少老师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初办，生活十分清苦，特别是老师们，在艰苦环境里教学，仍十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们从来不迟到一分钟，对同学一视同仁，严格要求。这使我们毕业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能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成了技术骨干，甚至在海外也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些与老师们当年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我在这里仅仅述一些我能回忆到的琐事和感受。

1939年，国立贵阳医学院临时院舍

     回想起当时，最严格、最严肃要求我们的是解剖学尹觉民教授，他身患结核，却从不请假缺课，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的考试成绩只差一点点就及格了，有人向他求情，但他不畏权势，断然拒绝了。我最怕的老师是内科杨济时教授，听说我们上一班有位同学考试时得了59.5分，杨老师判他留级，但到第二年，看到那位同学还继续跟班上课，他便到注册组去查，注册组的办事人员细心告诉他老人家，统计分数是按四舍五入的原则记录的，当然那位同学是及格的，所以仍可以继续上课。杨老师上课喜欢提问，同学们很紧张，特别是站起来回答慢了，他总是说：“快点！快点！”，我上课时总怕被他叫到名字，可能是我的名字较复杂，不太好念，所以一次也没有被叫到。上课最吸引同学们的要算眼科的郭乘宽教授，他讲课时声调手势配合有力，很能抓住同学们的心理，所以他上课时总是鸦雀无声。我常是很早去教室，希望能多听一点他的声音。当时他讲到淋病性眼炎，在国外使用青霉索治疗，效果100%，我至今不忘。

20世纪40年代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在门诊时，最耐心的是儿科高永恩老师，小孩来看病总是哭哭啼啼，一到他老人家那里，小孩慢慢就不哭了，并能配合检查；最幽默的老师是妇产科李瑞麟教授，有一次，在该科门诊见习，听到她大声对一位同学说:“physi.tumor，go out” ，因为当时学生不能结婚，她怀孕了，所以不久她就真的“go out”。最年轻的教授是生物学林绍文博土，他和我们最能打成一片，他常和同学们一起唱歌、吹口琴，有时还带我们去郊游，采集标本，他待人大度和蔼，至今难忘；当然还有吹毛求疵的教务长贾魁，有一次，我们从六广门外回阳明路宿舍，打扫卫生时发现灯泡坏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原来就坏了，还是我和陈诚献在打扫时碰坏了，我俩一同去总务科更换，贾主任知道后，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开除我俩，我们据理力争，还是检讨了事。事情过去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这说明当时生产力很低，物资是十分紧张的。最可恨的是训导主任，国民党特务王成椿，他多次在同学间挑拨离间，不断对我们采取高压手段，坏事做尽，就不屑一谈了。

本文转自《晚霞飞鸿》第九期，1999年5月，作者：刘慕虞（1919—2015），湖南双峰人，知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1944年毕业于贵阳医学院,1949年8月投身革命队伍,1985年12月离休。从医40余年,教授、主任医师。曾任解放军第163中心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历任全军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